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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精于勤荒于嬉 行成于思毁于随

低于人间一千米深处的记忆

作者:admin发布时间:2024-01-25 00:56

  1975年12月,19岁的我应招到甘肃省靖远矿务局红会五矿当了采煤工人。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一兵二干三工人”,农家子弟,能跳出农门,当个工人,自然是很幸运的事了!但是,对我来说,那却是命运的劫难!

  当时,我正在家乡临洮县漫洼公社当乡邮员,兼做公社通信员。全公社的信函收发、报刊征订投递全由我管投影法。县邮政部门每月给我发15元工资,还配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吃住在公社大院,公社领导有啥勤杂事务也喊我。说实话,那个职位虽然不是国家正式工,但作为年轻人,却已是鲜花在前,深得人们的羡艳,公社领导还把我当作入党苗子培养,让我代表公社参加了全县知青代表大会。有次全社只一名工农兵大学生名额,当领导征求我意见时,我竟然爽快让贤。只是乡邮员岗位不是铁饭碗,所以一有国家正式招工机会,就要争取。当然,招工的单位和工种要理想,总不能比现在的岗位差吧!

  万没想到的是,到了招工单位才知道,这次招工,文件上说是靖远矿务局,实际是给红会五矿井下采煤队招收一线采煤工鼓式离合器。

  那是紧邻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戈壁荒漠地区,大片荒原间,突起几座寸草不生的荒丘。刚筹建三四年的五矿就坐落在荒山秃岭间。寒冬腊月,漠风怒吼,沙尘蔽日,人们见面打招呼都侧身弯腰或者抱头捂脸,以躲寒风侵袭。

  到矿上的头天晚上,一安顿住宿,大家就想哭许用摩擦面温度。几十个新工人,东一个西一个,住进顺山坡挖的黄土窑洞里。所谓窑洞就是“土窝子”,里面用土坯垒个炕,上面搭个床板,铺盖卷一放就算住下了。窑洞外面的山沟里埋着水管,打水要跑很远,上厕所就到背弯处露天解决。

  进矿培训一周后,我们这批从3个县招来的60个新工人,50多个男的都分配到两个采煤队下井采煤。人人都知道采煤队是煤矿最苦最危险的工种,有门路或运气好的人就做水电工或者开矿车的运输工,即便当个井下打眼放炮的掘进工,也比采煤工安全些。现在,我们这群倒霉蛋子统统到掌子面去采煤,真是欲哭无泪了!

  本来我从进矿的第一天起,就像进入了十八层地狱,没有一刻不后悔。现在又被分到采煤一队,感到特别恐惧和无助。但是不下井又怎么办呢?

  五矿采煤掌子面在地下600米深处,没有升降罐笼,工人们上下井都是顺着斜井回风巷道步行。回风巷道没有光源,上班时穿好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腰里别个矿灯,推开风门,顺着比楼梯还陡的台阶下行1000米左右,才到掌子面。五矿是蜂窝状煤田,采煤掌子面分好几层,各层间由回风巷道连通。新工人上班,头几天都是老师傅领着,否则,根本找不到自己作业的地点。

  所谓掌子面,就是井下采煤作业区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六块石板夹一块肉”的地方。我所在的掌子面,大约有50米长,3米多宽,高度在一米六到两米不等。这里的煤层厚度将近20米,一个掌子面只能采一米八左右,所以要一层层采挖。上一个掌子面采过去后,要灌浆落实(就是从地面灌泥浆下来,让采空区岩石落下来并用泥浆灌成实体),留待下一层开采。掌子面的安全支撑全部由人工用直径20公分以上的圆木立柱,前后左右一米一个,上下死死顶住,每一根都必须吃满力,不能有丝毫松动,如果柱子嫌短一点,就在柱子顶上砸进木楔子。支撑立柱前,头顶岩石和脚下煤层处都要铺上大片的铁丝网,一是为了兜住顶上破碎岩石塌落砸人,二是岩石和煤层清晰分开便于下层采掘不造成浪费。所以柱子上下端都要撑在铁丝网上。我们在掌子面作业时,先由打眼放炮工在煤帮上上下左右一米一个打好一米深的炮眼,然后放炮炸松后,由采煤工到位清煤,就是把放炮炸松的浮煤从煤帮豁到溜槽里,由电溜子滚动送到掌子面下端另一个横向传动的溜槽中运进前方煤仓。

  头一次走到掌子面,就差点吓死。左侧采空区是看不到顶的巨大窟窿,周遭岩石犬牙交错张牙舞爪,每一块都像要吞噬你,有的地方石块接连掉落,声音嘭、咚乱响,让人不敢抬头多看。老工人讲,采空区最理想的状态是顶上岩石及时塌落下来,便于释放掌子面压力。长时间不塌落,就有可能形成重大塌方,摧毁掌子面,所以近期各班作业都密切关注其动向。而眼前的掌子面上,堆满了刚刚放炮炸松的煤块,顶上岩石多处破碎掉渣,有的石块眼看就要掉下来。要不是有老工人壮胆,早就尿裤子了。刚到掌子面浮煤跟前,老班长一声令下,七八个老工人师傅迅速到位,豁煤的豁煤,护顶的护顶,有人扛柱子,有人撑铁丝网。他们说必须抢最快时间把放了炮的30多米煤帮浮煤清干净,把柱子顶起来,以防冒顶,造成严重后果。在这一系列施工过程中,老工人们边干活边盯着掌子面和采空区的动静,一有危险,就立即撤开。现在才知道,如果不到现场,你根本无法想象掌子面环境的险恶和人的无奈。在安全面前,烟尘粉未呛得人喘不过气也都算不得啥了。我们这个班8个新工人,都是拿铁锹豁煤的小工,不到半小时白色口罩和脸上全都黑乎乎的了,身上也早已被汗水煮透。由于放炮后煤炭拥塞空间极小,豁煤清场都只能是猫着腰,很多情况下是半跪半刨,再强壮的人,在这里都累得呲牙咧嘴,甚至让人觉得不被石头砸扁也会把人累瘫。一个班8小时,若放炮后的煤炭没有清完,安全立柱没有支撑好,谁都不能停歇,若稍有懈怠,班长或老师傅便张口臭骂或直接踢你一脚:你敢在这石头缝里“打盹”,不要命了!原来这就是他们最心疼你的方式。我的头一个班是早班,早晨6点下井,下午2点下班,在掌子面足足8小时,直到大家把当班的活干完才下班离开。当然下班后原路升井还得爬将近半小时比楼梯还陡的台阶。待到拉开井口风门,吸一口地面的空气,才确信活着回来了。升井后先到澡堂子洗澡换衣服,然后回住地。到这时候,已9个小时滴水未进,身上汗已流干,真是吃奶的力气都没了。

  从1976年元月到当年底,我在这个掌子面干了整一年,期间多次想逃跑却最终坚持了下来!

  第一次想跑是1976年春节前后。当时我在井下干了20几天,正是“水土不服”阶段。首先是劳动强度太大吃不消,胳膊腿都肿了,上下井走路腿疼得一瘸一拐;手掌磨起了泡,铁锹把儿都握不紧;胸腔和后背都像拆散组装的,睡觉总是放不平,感觉全身上下哪儿都疼。再就是掌子面太危险,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井下几个采煤队加上掘进队,耳边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发生工伤事故的消息。从下井第一天起,每天睡觉不是哭醒就是做恶梦吓醒。在身边工友堆里,唯有我进矿前在公社机关当差,有吃有喝无忧无虑,干过最重的活就是从粮站给公社食堂买50斤一袋的面粉,现在竟落到此等地步!那一段时间每天都想着怎么跑回家,心想即使回去当农民种地也比井下挖煤强。当时我家所在的小村子因为水土条件好,几年前县里的“五·七”干校就搬来这里建起了良种繁育场,成了四邻八乡科学种田示范点和良种基地,村民们早已温饱不愁。所以即使跑回家种地,也比在这里玩命强。正在这个时候,陆续收到父母和哥哥的回信。由于父母不了解详情,回信只是鼓励我好好干,不要牵挂家里。正在四川大邑当兵服役的哥哥可能早就听说煤矿工人的境遇,他可能怕我挺不住,就转着弯开导我说他们当兵的也很不容易,十八九岁离开父母,刚到部队训练很苦,经常想家偷偷哭鼻子,但过一段就习惯了,所以都能坚持下来谢比乌斯电气传动。要不然,背个当逃兵的名声,一辈子就不好过了!是的,当了逃兵以后怎么活人!哥哥的话让我冷静了一些,再说井下采煤每月还能拿到五六十元的工资呀!

  第二次想跑是下井3个月以后的一件事。记得那天上早班,掌子面放炮后的浮煤已清了大半,还有两个来小时就要下班了,伙伴们正在往清干净的地方铺铁丝网撑柱子,突然间一声轰隆隆闷响,整个掌子面顶上岩石骤然塌落,就像房顶齐刷刷压下来了。当大家缓过神来时,发现掌子面的顶子紧挨煤帮切下来半米多,然后悬在头顶停住了。顷刻间掌子面上所有撑好的立柱断的断倒的倒,咔嚓乱响,顶部塌落造成石渣横飞。这时,不知哪位老师傅一声“快跑”,所有工友发疯一样向掌子面下端的回风巷跑去。回风巷过几十米会有挖好的安全避险洞。当大家躲进窑洞安全区后,老半天谁也不说一句话,只是坐在铁锹把上抱着头喘粗气。过了好一阵子,只听老班长嗡声嗡气骂骂咧咧:“他娘的,这塌下来的顶子怎么又停在半空了呢?”又过了一会儿,他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念叨:“咱们这帮人还真命大,要不,今天这阵势,顶子要是真落地了,不管下面有多少人都砸成肉沫了!”这之后,10多人谁也不吭一声,一直蹲了一个多小时,快到下班时间就起身升井走人了。此后几天,全班有五六人装病不去上班,我也装了一天病,窝在床上饭也不想吃。进矿3个多月,不仅体力透支到了极限,活命都是靠运气了,一起进矿的好几个工友已受了轻伤,这样日复一日熬到哪天是头!巨大的体力折磨和精神刺激又一次加剧了我跑回老家去种地的念头电磁阀。

  可是就在我欲跑未跑之际,有一天班前会上采煤队文书老王过来拍着我的肩膀非常高兴地说,你小家伙真行,你入党了,你们公社把你招工前入党的材料都转来了!当时旁边听到的人个个投来惊羡的目光。当我定神确信这消息确凿无疑时百感交集激动万分,一种莫大的荣誉感令我周身热血沸腾,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我在公社机关将近两年时间,每个领导都喜欢我爱护我,关心我成长进步,我离开公社去当矿工完全是自愿选择执意要走的,现在他们又批准我入党,这是多大的信任和厚爱呀!他们肯定是知道我经受住了矿井艰苦条件的考验才批准我入党的呀!此后一段时间,老王和采煤队领导也都鼓励我说,采煤工人中党员不多,你又是高中生,有文化,一定要好好干!多日里一直想的是怎么逃离煤矿了断采煤生涯,谁知一个入党消息,竟让自己对存有那种念头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心想,我如果跑回老家,怎么对得住公社领导和党组织的培养!那对他们将是多大的伤害!再说现在采煤队领导和工友们也对我高看一眼,我不能给大家丢脸呀!想到这些,扛铁锹下井的劲头又足了许多!

  如今想来,荣誉的确会增强战胜困难的力量,但真正让我在掌子面安下心来的还是“文化”。记得是下井半年多的时候,矿上先后出了两起较大事故,一起是和我同时从临洮县招工入矿的一位伙伴,在掌子面被煤帮崩过来的一块石头把左腿砸成粉碎性骨折,另一位同批入矿的工友竟被头顶一块大岩石落下来当场砸死!一时间采煤队又是人心惶惶。都是20多岁的青春年华,旦夕之间摧残衰败甚至凋落归零,不免又让人忧从中来,凄惶不已。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段时间我慢慢发现有一股来自采煤队的无形力量开始撕扯我!其一,经过半年强化磨练,体力上勉强能适应了,对掌子面的畏惧感减弱,相反还有了些许莫名的情感;其二,长时间的朝夕相处摸爬滚打,这帮新工友和老师傅都已成生死之交,掌子面上互相照应守望相助,下班后一起喝酒聊天分享快乐,这种情分已难割舍;其三,文书老王师傅时不时找我,说我有文化,字也写得好,要多练习写东西,还经常让我帮着办黑板报。有一天老王找我说,矿上要召开年中“抓革命促生产”大会,矿革委会安排采煤一队出一个工人代表发言,队领导商量决定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结果我真写了五六页发言稿,在大会上用家乡“普通话”朗读了好几分钟,之后矿机关广播里放了好几天,一时间很多人都把我认下了,身边的工友们更是人人伸出大拇指。似乎就是因了这样的种种缘由,竟使我渐渐打消了逃跑的念头、安心于掌子面的岁月了。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发现,一旦心安于此,眼前一切都会变得美好。这时我趁轮休时间借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反复阅读,提升我生命的顽强坚毅;上中学时就喜欢写毛笔字,身边带有《毛主席诗词手稿十首》和周慧珺书写的行书书法《鲁迅诗选》,有空就拿出来临写练习,对办黑板报很有帮助,还经常帮连队抄抄东西;当乡邮员时读过很多报刊,对提高写作兴趣很有帮助;《唐诗三百首》则是最爱的“枕边书”,喜欢的句子就背下来,写广播稿或黑板报总喜欢引用几句。没想到身为一个采煤工,以前的爱好和所学到的一点知识还能派上用场,让人觉得浑身上下都前所未有地来劲儿。同样在掌子面干体力活,此时的我,好像能看到一些掌子面之外的东西了。比如,我已开始思考怎样通过积累经验教训、严格技术规程和强化个人单兵作战能力,规避安全风险,降低事故概率。我眼中也仿佛能看到从石头缝里采掘出来的煤块,变成了滚滚乌金涌出井口,来到工厂城镇,走进千家万户生热发光。这些认识和感悟也常常会变成宣传栏里为工友们鼓劲加油的文字,受到大家的称赞,也给我带来不少乐趣。

  转眼间到了中秋时节,我也满20周岁了。虽然离开家乡、离开父母才大半年时间,我却感到自己长大了许多!最困难的日子挺过来了,我已战胜了心理和精神上的懦弱恐惧,能够勇敢面对命运的安排了!

  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安于现状,铁下心来准备生命不息挖煤不止时,我这个采煤工的命运因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转机而发生了巨变。那时全矿上下正沉浸在粉碎“”的巨大喜庆氛围中,大约是11月初的一天,老王突然通知我,矿务局要举办批判“”培训班,每个处级单位一把手带一个工人代表参加,矿上决定让我跟领导去。老王要我赶快收拾一下行李,明天出发。

  就这样,我懵懵懂懂跟着矿长到矿务局机关,参加了3天培训班,然后被留下来,组成一个5人宣讲组,由矿务局负责宣教工作的马主任带着,到矿务局所属20多个处级单位宣讲一个多月。我在宣讲组年龄最小,也是唯一的采煤工人,说是宣讲,其实是跟着老师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宣讲结束回到矿上时已快过新年了,采煤队领导和工友们都把我当功臣一样看待,让我先别急着上班下井,好好休整几天。但我感到离开工友和掌子面太久,第二天就下井了电磁阀弹簧。只是这次下井刚七八天,矿上就通知调我到政治处搞宣传工作,调动前还征求我本人意见,说只要愿意就抓紧报到。幸福真是来得太快了!我一时竟不知所措,急忙问几位要好的工友去还是不去,结果被他们臭骂一顿,说我啥时候学会矫情了。就这样,在1977年春节前,我毫发无损地告别井下采煤掌子面,成为红会五矿宣传干事。到岗后才知道,五矿筹建几年来,我是第一个从掌子面的“煤黑子”调到矿机关大楼坐办公室的人。当初,我天天想着要逃离井下,现在却如此体面地离开,人生的路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一年年底,国家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77级大学生,彻底告别了我奉献两载青春年华的矿山。但是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身上也留下了抹不去的矿工烙印。比如离开矿山七八年间,我咳嗽吐出的痰一直带有煤尘的黑色,我手上的老茧20几年后才逐渐软化消失,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出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矿工形象。更为重要的是,矿山经历成了我无形的精神财富,我人生的过山车在20岁就度过了最险一段,以后再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吊锤、上不去的坡了。矿山经历还让我养成一种矿工思维,比如,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善待他人?我就会回答:不善待他人,井下石头把你砸扁了,谁把你拖到地面去?如果有人问为什么要淡看身外之物?我就会回答:假如你身处千米井下,井口厚厚的风门“呯”地一声关上,那时你和外面世界阴阳两隔,身外东西再多又与你何干!

  (冯诚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原新华社江苏分社社长  本文2017年10月获第二届“书城杯”全国散文大赛特等奖,作者授权本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