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见证中国古代航海史的辉煌。可你知道，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沿海实测海图出自哪里？它诞生于马江之畔的船政！
1872年，船政举全力历时5年，绘制成了这套海图（如图）。它是中国人独立测绘现代海图的开始，对中国近代海防及海权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见证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逐梦征程。
船政绘制的这套海图，分为总图、分图共32张。海图所涉及的海域范围北起鸭绿江口，中经台湾岛，南至海南岛。马江海战纪念馆现收藏有其中的11张实物。
记者看到，海图虽略有破损，但上面标注的南中国海海疆水道航线和海军执行任务时记录的航道航线十分清晰。图上字体为繁体字，均详细画出广东北部湾、珠江口、香港、澳门、汕头、汕尾、厦门、澎湖、淡水、基隆、福州等沿海岸线和航道的最近距离，还有港湾水道、炮台锚地位置以及登陆地点等。
仔细观察会发现，海图绘制得极为细致。“它吸收了英版海图中水深标注、经纬度数以及山形地貌的绘制样式，在此基础上又进行创新，将近岸的礁石分布、海底构造质地、海域沉船信息、潮汐时间等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它们是判断航道、选择锚地的重要依据。”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悦说。
其实，早在19世纪初，英国人就开始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东亚地区的海图，但他们无法逼近中国近海测量，因而有关中国近海区域的水文信息在当时盛行的英国版海图上基本处于空白或不精准的状态。船政绘制的海图，是以英国版海图为基础，进一步测绘和修订而成。
“它是按现代地理学原理进行实地踏勘、测量并绘图的。”陈悦说，以往中国航海图多数是写意的形式，而船政这套海图，则按照现代科学方法——投影法绘制，同时又融合了很多中国的航海传统信息。难得的是，馆藏的这套航海图上还有当年海军军官用苏州码子标记的增补内容。不同于阿拉伯数字，这是中国古代独有的数字缩写表达体系，也从侧面印证航海图是船政独立绘制的。
船政为何要绘制海图？测绘是航海的根本。1840年战争后，随着海上交流的扩大，中外均关注到了中国沿海航海图的绘制。左宗棠创办船政时，檄邀船政提调黄维煊赴沿海各口“察形胜之险要，测沙水之浅深”。
黄维煊何许人也？他是浙江宁波人。1844年，宁波开埠，中外贸易大兴，黄维煊加入中外贸易行列，到过琉球、日本经商。青年时期参加的海上中外贸易活动，让他学到了不少洋务知识。他不仅会经商还会打仗，得到左宗棠的赏识。1866年，左宗棠在马尾创办船政后，物色了黄维煊等7个能人干将辅佐沈葆桢。
到沿海各口勘察回来后，黄维煊向沈葆桢表达了将其所见、所测“梗概而列之图”的想法，得到了大力支持。海图的绘制工作便在他的主持下展开。当时，同在船政任职的同乡贝锦泉精轮舶驾驭，黄维煊“每稿就”即向他请教核实。
这套海图是船政举全力绘制而成的。1869年，贝锦泉驾驶中国第一艘千吨级轮船“万年清”号北上天津接受朝廷检阅，黄维煊随船沿途开展测绘工作。经过5年的工作，船政版海图于1872年定稿，成为船政舰队乃至南北洋舰队各舰所用的军事海图。1881年，黄维煊的儿子黄家鼎将船政测绘的这套32张海图缩印成图书后公开出版，名为《皇朝沿海图说》，运用到商运等活动中。
“由于近海信息绘制详尽，船政测绘的海图在当时的航海、军事方面有重要的实用价值。”陈悦说，1894年9月17日，甲午黄海海战爆发，北洋海军与日本军舰在黄海上展开激烈征战。北洋海军借助海图退守近海，而日本军舰因对中国近海情况一无所知而无法逼近，给了一些重伤的北洋军舰抢修的机会。
如今，收藏在马江海战纪念馆的11张海图尤为珍贵。它们并非缩印出版的图集，而是大开版的军用海图，曾随“济安”“飞云”两舰督带杨瑞廷参加过1884年的马江海战。
“这11张海图是杨瑞廷指挥时所用，它们能够保存下来，过程也十分曲折。”马江海战纪念馆馆长王晓芹介绍，杨瑞廷是广东番禺人，同治六年被左宗棠升为三品花翎顶戴参将副将补用，后为中法战争中任舰的督带，官衔为二品官。
在马江海战中，杨瑞廷所在的“济安”舰被击沉，他身上7处中弹负重伤，跌下海后获救。在临危的时刻，他还把海图带在身上。后来，杨瑞廷由福州转至上海治疗，1898年左右伤重不治转回广州，不日死亡，葬于番禺。
11张海图由杨家后人精心保存、代代传承，他们希望能够将它们送回到马尾。历经抗战、“文革”，海图的“回家路”颇为坎坷。“文革”时期，为了保护海图，他们特地将它藏在阁楼里。
2014年，带着祖辈的心愿，杨瑞廷后裔将海图捐赠给马江海战纪念馆。“这套海图是我们迄今看到的最完整的马江海战参战海图，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王晓芹说。
从创设之初，船政就很重视测绘教育，不仅在船政学堂设置测绘课程，还派出海军留学生赴欧学习海洋测绘。其中，较为突出的有福州人陈恩焘和陈寿彭。
陈恩焘为中国海道测量的发展立下了极大的功劳。1875年，陈恩焘进入船政后学堂学习军舰驾驶、指挥，1886年随第三届海军留学生赴英国深造。他被分配主修“测绘海图、巡海练船、兼驾驶铁甲兵船之学”，曾随军舰前往印度洋及斯里兰卡一带实习、历练。学成归国后，他曾服役于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失败后，离开海军界，潜心研究海政与教育。
民国肇始，陈恩焘重入海军界，任海军海政司司长、军务司司长等职。彼时，北京政府海军部、外交部认为领海划界事关重大，决定设立海道测量局，培养自己的测量人才，自行丈量经纬度及测绘外海、内江图，以便收回被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所窃取的测量制图主权。1921年10月，海道测量局成立，陈恩焘成为第一任局长。中国海军海道测量局一成立，就照会各国驻华使团：以后未经我国政府许可，各国不得自由测绘中国领海。陈恩焘为中国收回海道测量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陈寿彭则在测绘书籍翻译领域大展拳脚。他是陈季同的弟弟，1885年“应船政出洋监督之聘，充舌人（翻译），游学英、法国”。1899年，陈寿彭译成出版了重要的航海书籍海道图说《中国江海险要图志》，书中对中国沿海岛屿、港湾、航道、险要及气候、风向、潮汐的变化规律记述甚详。
船政对中国近代海防测绘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船政学堂培养了大批测绘人才，直接参与了中国沿海城市港口、城防、炮台和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岛测绘，翻译了大量测绘书籍，为中国海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江海战纪念馆馆藏的船政军用大开版海图，在国内是仅见的，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套海图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罗零基准点”极有可能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已经建立和运用。海图里要标注水深，必须先确立水深零点的计算标准。以往认为，清政府请德国工程师对闽江罗星塔段进行系统观测，在19世纪90年代确立了以“罗零基准点”为水准原点。但通过比较发现，绘制于19世纪70年代的船政海图所用的水准零点的计算标准，实际上与“罗零基准点”标准极为接近，“罗零基准点”出现的历史可能要大幅地往前推定。